●古人常论书重“学养”，实“学”与“养”两者相合也。“学”者，书内书外学问累积也；“养”者，由学而化成气息格调也。不“学”无以“养”，不“养”则徒“学”，“学”、“养”相生，笔底有神。山谷云东坡“学问文章之气，郁郁芊芊，发于笔墨之间”，此“学”化为“养”。吾人以所谓“胸次”、“书卷气”、“修身养性”、“文雅”等语论书皆由学养所派生也。

　　●吾乡刘融斋曾以司马迁喻颜书，以庄子喻怀素书，一沉着，一飘逸。客问：马不飘逸，庄不沉着，君何取也?余曰：飘逸，先天也；沉着，后天也。吾喜沉着而得厚重，飘逸含于其中，不欲为飘逸而无沉着。此余“二王”之外，所以以师金石汉碑之由也。

　　●人常云诗之“兴”、“比”、“赋”实亦通于艺。笔已尽而意有余，兴也；因万物而喻意象，比也；寓笔意而写物象，赋也。闳此叁义，酌而取之，点画之间，观于物而发乎心，可得艺之真意也。

　　●书画创作有天机，逢时触景，感物抒怀，笔底易发，所谓“尽日觅不得，有时还自来”。天机何得？在于积学精思，慧心妙悟，唐人孙虔礼所谓“五乖”、“五合”亦复此意也。

　　●明代职业画家仇十洲最显，漆工出身，以肌理丰富、平面装饰、做工精细为特色，传承其师周臣之风，与唐伯虎、沈石田、文衡山并为四家。然仇之后少有传人，画史亦以“画工”视之，而沈、文一脉相传，何也?一为仇氏天性极好，后人难传；另一关乎文学性。沈、文皆一代文士，曾写陶元亮《桃花源记》，苏东坡《赤壁赋》，白香山《琵琶行》意，以文入画，求得诗性文心。仇氏亦作有《金谷园图》、《桃李园图》等，虽用古风仿之，然求精工细镂，反失朴趣。见今人亦有刻意求毫厘之工者，每叹为能手，而往往细观其画，则少格调，画款钤印更不可观，不善文学所致也。

　　●余书画所求者，莫非“朴厚”二字。“朴厚”从何来?“妍”而后得之。《抱朴子》云“锐锋产乎钝石，明火炽乎暗木，贵珠出乎贱蚌，美玉出乎丑璞”即是此意。书画之妙在乎心得，求朴于妍，求厚于简，求清于浊，求通于理，明辨而酌取，精思可放笔也。